新作评议
作者：孙小兵刘婉秋
责任编辑：杨天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年第4期
经过二十多年的商业化运作，中国电影实现了规模和产量上的跨越式发展。如果对这些年来的中国电影稍作梳理的话，我们会发现两个明显的事实:一个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小城镇为叙事空间的电影挑战了以宏大叙事和历史寓言的业大片;一个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以私人经验叙事的小众青春电影挑战了趋于成熟的“类型化”模式的青春商业片。这也印证了中国社会当下文化的一个特点:小众的“大众文化”也能成为社会文化的核心景观。
年初上映的《少年巴比伦》，是中国青春题材电影又一新的艺术尝试，影片以戴城糖精厂作为特定的故事空间，展现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代人的成长裂变。以如今视角回看那个时代，去除简单的对错的价值判断，可以说，集体主义工业时代是属于我们时代的一部分，更是文化记忆里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文化学者扬·阿斯曼所说:“记忆借助的是想象出的空间，而回忆文化是在自然空间中加入符号，甚至可以说整个自然场景都可以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1)
《少年巴比伦》剧照
一、灰色记忆的现时书写
空间作为电影的主要叙事场景，与故事情节、人物行动相互交织，担负着推动情节发展、交代人物、揭示主题等多重任务，所以，空间既是电影表现的对象之一，也是富含象征意义的载体。而空间被赋予的恒定意义因时代特性而被赋予不同的阐释意义，从而达成现时化的解读。电影《少年巴比伦》选取具有生活气息的工业城镇——戴城作为故事的叙述空间，以家庭、工厂为主要空间形态，通过空间的切换与对比，体现附着于空间的多义性，挖掘空间所凝聚的文化记忆。
(一)生活空间的细节描述
家庭空间作为个体生活具象化的容器，是人物行动的发生地，也是人物地位、品位以及人生态度的无声表达。《少年巴比伦》对人物的生活空间做了细节化的处理，凸显了时代文化的记忆。影片的主人公路小路的家庭揭示出20世纪90年代普通工人的生活方式:父母在工厂上班，儿子不愿读书;父亲动用人际关系为儿子未来做打算;儿子虽有想法，但还是顺从父母为他谋求的铁饭碗、金饭碗。影片中，路家的空间全景是在父子间的餐桌谈话后镜头逐渐拉远推出的——破旧的家具、简单的装饰、大众化的生活用品，家居摆设随意且凌乱;老式的青灰色的石楼、室外楼梯、昏暗的灯光、晾衣绳上的各种衣物以及随处堆放的杂物。空间中这些极具生活化的布景和道具呈现了90年代平淡生活的表象，亦达成了空间象征物的意义构建:首先，这些陈设营造了极具生活化的空间，观众通过远近镜头的画面建立了家庭空间的整体印象，打破了陌生场景带来的距离感，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当银幕前的观众聚精会神地观看电影时，主体性暂时消解，会更快地沉浸到电影中去。其次，这些布景和道具又辅助推动叙事，形成对物的记忆。对观众来说，日常生活总是容易被具有生活意义的私人物品包围，他们会对这些物品形成主观的认知，并将自己投射其中，回忆起自己的过去，从当下指向过去。
(二)灰色空间的时代构建
影片将视角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充满颓废气息的工业城市——戴城。作为主要的叙事空间，戴城是过去与现在的交汇点。影片在整体空间布局上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并利用冷色调来处理空间色彩——灰色的大烟囱、雾霾的天空、工人们暗蓝色的工服、破旧的黑色自行车等营造了具有年代感的灰色空间。不仅如此，影片还将糖精厂作为标志性建筑，完成了时代空间的构建——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国企在当时象征着铁饭碗，戴城里所有的人都想进工厂，工厂就是当地人的生活来源。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呆在工厂，并且围绕工厂建立师徒关系、朋友关系、甚至是夫妻关系。这种具有时代质感的单调、乏味以及难以改变的“灰色”生活，对现代观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影片的这种空间化的表达传递了编导的创作意图和审美理想，看似简单的空间陈列却成就了历史的回放，记忆的再现紧扣影片的主题和影像特征。影片不仅是对戴城这座城市的延续和继承，而且包含着一种更为自觉的历史意识，并以这种历史意识来观照当代社会的变迁。同时，对观众而言，影片所描绘的历史是属于过去的一段记忆。在面对这段影像记忆时，观众会受现代意识指使，对影像表现的内容加以主观阐释，即对影片做出“现时化”的解读，“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被它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2)
《少年巴比伦》剧照
二、身份认同的重复书写
“记忆是穿过遗忘的帷幕回溯到过去，寻找被埋没已经失踪的痕迹，重构对当下有重要意义的证据，提供自己的来历和身份认同的工具。”(3)空间主体通过激活来自过去的部分信息建立起具有象征意义的记忆，空间则会成为象征意义的载体或承担主体。在这个功能性的记忆中，空间架设了一座连接过去的桥梁，而曾属于这个空间的个体则通过对过去的构建找寻到身份记忆，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而“重复”可以避免构建过程的无限延长，“从而被当作共同的文化元素得到认同”。(4)
《少年巴比伦》以空间叙事的手法“重复”了时代记忆，将个体纳入到群体记忆中，从而获得身份认同，找寻共同的文化记忆。
(一)精神空间书写的青春符号
影片塑造了路小路这样一个焦虑、迷茫、无所事事的青春形象。作为叙事主体，路小路的精神空间的完整建构是利用特定的场景完成的。在某个空间中，他以相应的行为建构了自己的精神空间，而当他进入其他空间后，原有空间的恒定状态被打破。不同意义的空间形成反差，从而延伸了空间的象征意义。
路小路第一天骑车去工厂上班，熙熙攘攘的上班工人穿着清一色的暗蓝色工服，只有他穿着亮眼的白色衬衣，在人群中格外惹眼。这一场景将一个与众不同的、充满着疑惑和迷茫的青春形象放入到麻木、漠然、千篇一律的工厂空间中，形成反差，这同时也是在精神上对集体主义体制权威的挑战。而路小路第一次来到白蓝家，便感到欣喜，并在精神上对白蓝形成了新的认同。白蓝房间色调明亮，格局摆设不同于影片中的其他房间，利用格子窗帘、彩色千纸鹤、暖黄色的壁灯、红色的床头灯等布景将房间设置成暖色影调，柜子上的医药箱、唐三彩、红酒和照片，都意味着房间的主人品位脱俗。在这里，白蓝给路小路一张夜大招生函，并建议他去读夜大，而路小路的接受使两人在这一空间中达成了青春路上的共谋，彼此的自我救赎带来了对方青春的觉醒。影片中的“白蓝”代表男主人公自我构建的理想状态:理智、清醒、成熟、聪明、人格独立，对人生有明确的规划。路小路喜欢白蓝，也认可白蓝，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恋，他去参加成人高考，读夜大;为了赢得白蓝的认可，他甚至在新厂长履职大会上出风头，高唱《无地自容》。路小路与白蓝之间情感的发展历程便是路小路对自我的构建经历——他渴望达成自我，不断确认自我，也不断地离弃自我。
通过营造路小路的精神空间，影片输出一种共有的青春符号。虽然影片展示的是青春电影常有的母题——爱恋、梦想、自我认知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影片并没有以往青春电影中的残酷物语(一味地表达青春的残酷、匮乏、挫败和伤痛)，而是平淡地展现了路小路略带诗意的成长和回忆。这种灰色青春在情绪表达与情绪塑造上与观众的青春回忆达成契合，在建构自我中对抗主流，利用特定的空间辅助人物行动进而推动叙事，表达了小人物的内心碰撞。这种现实的无奈与未来的迷茫，易于传递出精神内省的力量;这种契合中国青年一代的情感结构，易于观众进行想象性的自我投射;这种青春回忆与当代观众达成共鸣，折射出当代意识，方便现代人对青春的解读，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了一种丰富体验的可能性——除了体会校园都市中爱情和友情的美好，也去感受敏感、焦虑、散漫的情绪状态。这种“灰色”情绪被遗忘在青春电影的主流话语中，而《少年巴比伦》以路小路精神空间的构建，弥补了青春回忆中的非主流话语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观众对青春电影的固有印象。
(二)工厂空间书写的身份认同
《少年巴比伦》的工厂空间是影片深度内涵的表征之一，这些“被回忆的过去并不等同于我们称之为历史的关于过去的冷冰冰的知识。被回忆的过去永远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5)工厂里嗡嗡作响的机器、厂区上空的灰霾、杂乱的车间、裸露的泥土路;钳工班的牛魔王、电工班长鸡头、糖精车间的翁大龅牙，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物，再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生活场景;拥挤的旧巷子、生锈的暖壶、暗蓝色的工服，无一不是曾经的物像，这些道具、布景不仅仅承载叙事的空间环境，更融入到叙事当中，使得被遗忘的90年代重新被提及。澡堂作为工厂空间中高度概念化的标志性场景，集合了糖精厂工人们的困顿、乏味、无聊的情感体验，他们在那里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比拼大战，使电影达到了高潮。在此，澡堂作为空间呈现的意义会吸引观众，让观众主动去解读，避免陷入到长篇与大量的无意识画面中。同时，在澡堂的空间画面中，加入了与空间表达相适应的场景设置——色调比影片开头更明亮，色彩也不再单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整个澡堂充斥着带有雾气的暖黄色，达成了时代性的意义构建，还原了集体主义工业时代的工人群像，也指向某个特定的意义——对工厂集体生活的怀念。
影片采用线性叙事，加入了很多第一人称的独白，将空间里发生的回忆转换成具象化的形式，达成了象征意义上的回忆重建，重构了回忆中的90年代工业小镇的图景，在这不断的重复中获得共鸣，达成群体的身份认同。当然，艺术性的回忆不是要把艺术变成存储器，而是变成一面镜子，用以衡量集体意识中被遗忘或压抑的现实状况。影片中工厂空间的塑造，使得个体回忆从文化记忆中获得形象表达以及身份认同。影片中的路小路，银幕外的“我”，或是有过90年代工厂生活经历的个体，都在影像传递的故事内容中确认了“身份”。他们曾属于那个年代，属于工人阶级，这种群体的身份象征与认同，给予“我”回忆那个年代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感觉。正是这种意识勾勒出群体的“自我形象”，达成群体的身份认同，塑造了工人群体独特的一致性，成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标志。
影片将过去铭刻于心的经历和回忆以影像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并在呈现过程中融入现代观众容易理解的传达方式，展示了电影对一种文化意义传承的现时性形式。“只有具有重要意义的过去才会被回忆，而只有被回忆的过去才具有重要意义。”(6)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的过程，影片所有的记忆都是对那段历史的筛选，这种选择代表了创作者的主观意愿，同时承载着叙事者的情感记忆和身份认同。
《少年巴比伦》剧照
三、文化记忆的影像重构
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可以将过去的记忆以影像化方式呈现出来，并通过对过去生活的追溯，拾起自己已埋葬的生活。“通过它，我们不但看到过去的生活，而且看到我们现在生活的总体文化形式。”(7)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社会推崇的主流价值观是理性、进步的，“现代社会一直奉行的是线性的时间观，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在现代社会，时间被领会为前后相续，被领会为现在之‘流’，或‘时间长河’”。(8)这种快速向前的发展节奏使得个体与过去相背离，过去因失去意义而被甩开，造成过去与现在的分裂。人们因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渐渐感到焦虑和失落，于是需要通过重构过去，来回应当下与过去的关系，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安全感。而且，过去在不断消失，历来在主流话语中被搁置、遗忘的记忆在今天的主流语境中依然受到冷处理，那些被排除的存储记忆留存在话语权外不受重视。因此，重拾过去的记忆对今天的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少年巴比伦》从不同维度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从时间维度上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戴城这样的小城镇却来得很慢，尽管工厂里的广播喇叭传出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路小路们依然“在青春最香甜的时候，过着最腐烂的生活”。创作者有意地选择这样的地点和时间，以这样特定的记忆进行历时思考——今天的我们何以如此，未来的我们将走向哪里。这样的表达和思考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从媒介维度上看，影片以小城镇戴城以及糖精厂作为叙事空间，以戴城的城市环境、糖精厂的车间以及糖精厂工人的工作状态和精神风貌为回忆的载体，在这个独特的艺术空间里，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承载了特定时代的文化记忆。从功能维度上看，戴城糖精厂就是一个缩影，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变化，路小路们其实就是那个时代企业工人的形象代言人，他们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甘于平庸，这些带有标识性的符号形成了这个群体的身份认同。
如果将《少年巴比伦》的工厂空间视为通往文化记忆的一个通道，我们会发现，作为一种媒介，工厂空间对文化记忆起到的是物质支撑的作用，是打开过去与现在的入口，是让回忆生动形象的最佳途径。文化记忆则在文化层面上对记忆的建构和传承做出了历时性的思考，不再只聚焦于共时的群体与记忆的关系，并致力于回答影片中路小路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曾经历什么”。这种问题并非毫无价值，对于路小路来说，戴城的糖精厂不仅是他人生道路空间意义上的巴比伦，同时也是时间上的巴比伦。这种哲学上的追问，增添了影片思考的力量。
结语
文化理论学者扬·阿斯曼说，文化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它起到的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作用，并将发生在从前的某个场景和历史拉进当下所属的空间，以便达成时间上的连续性。《少年巴比伦》就是通过过去与现在两个层面的凝聚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象征意义体系”，一个共同经验、期待和行为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仅创造了当时人们的身份认同，也把昨天跟今天连接在一起，让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今天的现实框架下依然能够生产希望和回忆，成为一种文化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少年巴比伦》是成功的。
(孙小兵，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婉秋，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级硕士研究生，)
注释
(1)[德]扬·阿斯曼《文化的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55页。
(2)(3)(5)[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22、45、85页。
(4)同(1)，第7页。
(6)同(1)，第75页。
(7)冯果田奥《影像中的历史与民族性》《，文艺理论研究》年第6期。
(8)王蜜《文化记忆:兴起逻辑、基本维度和媒介制约》，《国外理论动态》年第6期。
编辑：张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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